一九四八年夏末，周恩来电示住在大连的钱之光，到香港去接民主人士。
这个时候，三大战役尚未打响，国共双方的兵力在各地是犬牙交错。中共一方又没有飞机，如何到香港去接呢？
周恩来让钱之光到朝鲜的平壤，去租赁了苏联的波尔塔瓦号客轮，沿着中国的海岸线，向南开去了。
这时，沿海城市大都在国民党手中，轮船驶入天津以东的海面，即被敌方的飞机盯上了，一直在轮船上空盘旋。假如侦察出是中共的船只，肯定要被炸沉的。因为船上挂的是苏联旗子，它即使有怀疑，也未敢撂炸弹。这第一批接来的有：沈钧儒、谭平山、蔡廷锴、章伯钧……
波尔塔瓦号第二次来接的路上，与另一艘轮船相撞，搁浅在一个海湾不能走了。这怎么办呢？每接一批，香港那里都要进行一番细致的安排，不仅是这些人本身的准备，甚至连如何上船、走哪条路，什么时间，由谁护送都是安排好了的，如果错过了安排时间，那要添很多麻烦，甚至要接的人接不来！怎么办呢？幸好又雇到了一艘挪威船，才接来了郭沫若、马叙伦、许广平、周海婴、陈其尤、沙千里……周海婴带一架自装的收音机，他们在船上收到了解放军打下沈阳的消息，还一起庆祝了一番。
第三趟来接的轮船，行至台湾海峡时，遇上了龙卷风，船体差点葬身海底。好不容易到香港靠了岸，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。主要是走了两批人所引起的。这一批接的人还较多，弄不好怕走不了。没几天正好遇上圣诞节，于是就在圣诞节次日的深夜，趁那些人狂欢之后进入梦乡之际，李济琛、茅盾夫妇、章乃器、柳亚子、马寅初、翦伯赞、朱蕴山等三十多人上了船。
这些人大都是有影响的人物，比如李济琛，各种政治势力都想拉他。白崇禧即给他写了亲笔信，并派大员到香港来请他，要他到武汉去“主持大计”。结果在他走后十多天大员才到，使白崇禧大失所望。
到了大连时，有李富春、张闻天等到码头迎接。这三批人都送到了哈尔滨。因为原来没估计到三大战役会打得那么顺利，所以计划是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的。第四批接来黄炎培等人，便由天津上岸了。这时已是一九四九年三月，天津已经解放，而且这个建国的地点由哈尔滨往南挪了几千里，改在了北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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